壮族历史、人文、地理与壮医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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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民族医药一样，壮族医药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和区域性，其形成及发展除了与壮族地区特定的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外，还与其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经济、文化、民俗等有密切的关系。

一、壮族巫文化与壮医药的关系

巫文化即巫术文化，巫文化的核心是信仰鬼神，以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巫术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不仅影响道教文化、文学艺术，而且影响到民族、民俗、宗教、医药、饮食、器用、经济生活、天文历法、教育、法律、哲学、音乐、舞蹈、美术、民间文艺、工艺、功法、戏曲、文字以及物质生产的各个方面，尤其对医药的影响甚大。
壮族先民越人重巫，文献不乏记载，汉代越巫风曾在中原地区广为传播，可见壮族巫文化影响之深广。清代，南方壮族地区仍盛行巫风。直到现代，壮族地区仍见巫之遗风。
医巫同源、医巫并存的壮族地区文化发展特点，对壮医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由于年代久远，且缺乏文字记载和实物见证，只能够根据民俗民风述其大略。
巫术和宗教的起源密切相关，在时间顺序上巫术先于宗教，而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法术（巫术）的行为常与最庄严的宗教礼仪相混杂。壮族有着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但这种宗教信仰意识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上，可划归巫教的范畴，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在探讨巫文化与壮医药关系的时候，就必然牵涉到壮族宗教的有关内容。
生活在生产力十分低下时代的壮族原始先民，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诸如地震、洪水暴发、火山爆发等，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日出、日落、刮风、下雨、雷鸣、闪电等等无穷变化的大自然奥秘无法解释，特别是对人在夜间做梦和生老病死更感到神秘莫测。因此他们便开始无边无际的幻想，最终臆断世界之外一定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和神秘的境界主宰自然和社会。在他们看来，风调雨顺能使万物顺利生长等这一类有利于他们采集、生活的事是主宰自然的神秘力量对人类及大自然发善的表现；而洪水、地震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是主宰自然的神秘力量凶狠、愤怒的发泄。于是他们便幻想着去寻找一种超自然的神力，并通过它来消灾除祸，驱瘟防病，排除饥饿，并能偿其所愿地让气候、动物、庄稼、健康、寿命等遵从他们的意愿，使他们在心灵上得到安慰，精神上有所寄托，这样就产生了巫文化。
宁明花山崖壁画的人物形象，除了舞蹈动作以外，还有些可能是诊疗图，既有施术者和持器（具）者，又有受术者，结合崖壁画的祭祀场面，联系壮族先民的巫文化特点，应当说崖壁画有巫医治病的内容。
壮族宗教观念认为，灵魂能支配人的精神，并对生物体的生命起着庇佑作用，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如果一个人或牛马等牲畜之类丧失了灵魂，其躯体便丧失活动和生长能力，呼吸也就随之停止而死亡，所以魂能保命和保身体健康。“丢了魂”就会生病，而举行招魂仪式就能治病，如果幼儿在室外突然摔倒而惊哭，招魂仪式就比较简单，在德保、靖西一带，成人闻声迅速将小孩抱起并就地圈摇3周，连喊“mahoenz”（即回魂或还魂之意）3声，才带小孩回屋里；在上林县一带，则在小孩的跌倒处，拾3块小石头放入锅里煮，然后用其水给小孩洗澡，据说这样做使丢失的灵魂可以通过石头溶于水而还其身；另外有的地方是在小孩的跌倒处泼水后，再用脚使劲地连续踏地数次，手摇头巾喊小孩的名字：“××回来了！”这些做法是为已经失魂但尚未生病而采取的预防性的简便仪式。如果生病，就被认为是“丢了魂”，招魂仪式便需在夜间举行。当夜深人静，家人（一般是母亲）手提竹篮，内装鸡蛋、一大块熟猪肉、小粽子（单数）、米酒、神香、纸钱等供品和病人的1件外衣，悄悄地到村头路口去招魂。做法是先燃香、摆供品、斟酒3遍，再烧纸钱，接着将病人的衣服在火烟上摇晃片刻收回篮子即返回。家人将火灰和水酒置门槛等候，待招魂的人进门，双方齐声呼叫病人的名字道：“××回来了！”随即把门关上，然后把带回的招魂衣服给病人穿上。如果此法不灵，病情加重，又只得破费聘请道公或巫婆举行招魂仪式。其法也是在夜间举行，同样把病人的衣服放在竹篮里，家里一人带着供品跟随道公或巫婆到村头路口行祭，由道公或巫婆放“法”念咒、喃吆，念毕，在祭点定桩，拿出1捆事先准备好的棉线拴上一头，然后往病人家走，一路扯棉线，一路喊病人的名字：“××回来了！”直到棉线扯到病人家，才停止叫喊。据说这样可使灵魂顺着棉线回来还身而康复。此外还有为家畜家禽招魂的做法，其中为耕牛招魂较为普遍，并形成节日风俗。
至今广西城乡还可见到一种治小儿夜啼的符咒法，把写有“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小哭王，路人行过念一念，一觉睡到大天光”的符咒丢在路口或贴在路边的树杆、电杆、墙壁上，路人走过念一念，小孩的夜啼病就好了。这是巫医治病的一个范例。
张紫晨先生指出，我国最早的饮食和医药知识，从它产生时起就带有某些非科学性和神秘性，并举先秦古籍《山海经》关于草木鳞介和各种奇异动物的浓厚巫术色彩和禁忌意义为例，这种文化氛围，对中医影响深远，历代中医文献不乏巫术和禁忌的描述。壮医在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些，表现在医巫结合和服食药物的诸多禁忌方面。
壮族先民由信仰鬼神而产生了巫文化，据研究，左江崖壁画表现了日、月、星辰崇拜，对此古籍不乏记载，直到近代、现代，壮族地区的巫风仍有所遗存。巫文化对壮族医药的影响，先是巫医合一，后是医巫并存，最后医盛于巫。古时壮巫分巫婆和魔公，主家有病痛或灾难，请巫婆和神对话，问明病灾的原由，再择吉日请魔公举行法事，杀畜禽敬祭，劝离神仙，禳解厄难，舞刀剑，烧油锅，镇妖赶鬼。壮族民间传说三界公能驱邪除魔，保境安居，奉为医神，而立庙祭祀，旧时壮族地区各较大村寨都立有药王庙，每年定期祭祀，都是巫文化的反映。壮族医药中医巫并存的情况长期存在，壮医对某些疾病确有较好的疗效，却往往以巫医的形式出现，这在解放前，特别是边远山区的壮族民间更是如此。刘锡蕃《岭表纪蛮·杂述》对此有明确的记载：“蛮人以草药医治跌打损伤及痈疽疮毒外科一切杂疾，每有奇效，然亦以迷信出之。”并有亲眼目睹为证：“予尝见一患痈者，延僮老治疾，其人至，病家以雄鸡、毫银、水、米、诸事陈于堂。术者先取银纳袋中，脱草履于地，取水念咒，喷患处，操刀割之，脓血迸流，而病者毫无痛苦。脓尽，敷以药即愈。”这确是对历史上壮医治病的比较客观的记载，直到现代，壮医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这种独特的治疗形式，不同的是，念咒的角色由患者的亲属来担任。如果把这种治疗形式视为纯粹的迷信加以摒弃，无疑会连同其中合理的医学内容一起丢掉。念咒语喷符水并不娘碍壮医的施术和用药，也不能否定壮医的确切疗效，有些记载说壮族“病不服药，惟事祭鬼”是片面的，至少是夸大了巫的作用。很难设想，壮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是靠医药的保障，而是靠鬼神的庇佑来繁衍生息的。同属于南方，与壮族毗邻的楚人，举国上下均沉溺于迷信鬼神之中，屈原的《楚辞》，尤其是其中的《九歌》，描绘的是一种神秘而浓郁的宗教气氛。祖籍楚地的美国学者周策纵先生以其亲身见闻来解释巫医的治疗效果，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壮医医巫并存的状况有帮助。周先生在《古巫医与六诗考》一书中说：“我在小时候就常见湖南乡下巫公（男巫）治病，有时即手持有长柄的大油锅，燃着烈火在病人床前一再熏，口中念着咒语，煞可惊人，并时时喷酒使火炽烈，说是驱邪驱鬼。”……至于巫医自己可能用酒，这可与希腊古代的巫师和女祭司对比，他们也常喝了药物饮料，在半癫狂状态下，认为已被神灵所依附，代替神说话。”周先生的知识广博，视野宽阔，在巫医问题上不但联系到我国古代的《诗经》和《黄帝内经》等经典，而且联系到古希腊，可见巫医在历史的某一时期是普遍存在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巫逐渐消失，医则发展并逐步成熟，而壮医则表现为医巫长期并存的局面。
壮族先民对于自然界的种种现象无法理解，于是他们就想象在这些自然现象的背后，一定有某种威力无比的神秘的神灵在起作用，从这种“万物有灵”的认识，推想人自身及行为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各种神秘的关系，形成了“天人一体观念”。这种观念是壮医阴阳为本，三气同步以及脏腑气血骨肉，谷道水道气道，龙路火路等理论体系的基础。
壮族文化受到汉族文化的重大影响，根据古籍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壮汉文化的交流开始于先秦时期，随着汉字的传入，学校的建立，儒家和道家等思想的传播，壮族的巫文化吸收了汉文化的适用部分，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形成了壮族文化在表面上与汉文化无异，而在心理、思想观念等深层结构方面仍保持壮族文化的特点，表现在壮医学上，一方面引进中医的阴阳、气血、脏腑等学说；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从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壮医药学。

二、千年土司制度下的壮族医药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渊源于秦汉的土官土吏，开始于唐宋的羁縻制度，形成发展于元代，全盛于明代，没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国时期。
土司制度从开始到消亡经历了1000多年的漫长历史，而这一时期正是壮族医药初步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认为土司制度对壮族医药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和深远的影响。
（一）土司制度对壮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土司制度对壮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央王朝册封当地少数民族中有威望、有势力的首领为职官，划分其疆界，使之“世领其土，世有其民”，维持他们内部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风俗习惯等，使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保持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定，从而促进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壮族地区和汉族之间的文化双向交流，亦对壮族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光大主编的《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一书，把壮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独特性、共华性、包容性和二重性四个方面。其包容性主要体现在：①不少土司头人汉文化水平较高，吸收了很多汉文化知识。②壮族地区的某些土官和土民，原本系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后被强大的壮文化所融化。③土司制度本是封建王朝压迫人民的工具，却民情易服，故能较长期存在。结合史实，可以肯定土司制度时期的壮汉文化交流比以前有更大的发展，医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在壮汉文化双向交流中，壮族医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二）土司制度对壮医药的促进作用
如前所述，土司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壮族地区政治的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土司制度对壮医药也有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土司制度下的医药机构
在土司制度下，官方设有医药机构，官方和民间有一定数量的专职医药人员，地方志对此有明确的记载。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嘉靖十年（1531年）广西壮族聚居的40多个州府县土司均设有医学署，如庆远府、思恩县、天河县、武缘县、永淳县、南宁府等（均为壮族聚居地）。这些医学署的医官“本为土人”，在土司家属中，亦有专门从事医药工作的人（具体内容见第五章第五节），说明在土司制度下壮医药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这是土司制度对壮医药促进作用的一个方面。
2.土官对壮医的重视
土官对壮医药的重视表现在对名医、神医、药王的崇拜和纪念以及对民族医药采取的一些褒奖措施。
清代《宁明州志·上卷·祠庙》记载：“医灵庙在东门外附近城脚。”《邕宁县志·卷四十三·祠祀志》谓：“药王庙，在北门大街，东岳庙左侧。”《柳州县志·卷三》称：“药王庙，在西门内。”等等。清代以前，壮族地区基本上没有西医，中医也为数不多。这些被立庙纪念的神医、药王，尽管没有标出姓名，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民间名医，在壮族地区即是壮医，因为他们的医术高明，能为患者解除疾病痛苦以及他们的高尚医德而受到群众的敬仰。忻城土司衙门附近，现仍保存有一座清代修建的“三界庙”，三界是一位内科、外科、五官科都精通的神医，而且名气很大，得以立庙享受百姓香火。三界庙能修到土司衙门旁边，亦可以从侧面反映这位神医在土官土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土司对民族医药采取的一些褒奖措施，对于民族医药的发展，应当说也是有一定促进作用。广西庆远协左营三司把总（土官名）李某赠给名医谭靖修一块牌匾，大书“妙手婆心”四字；一些民间壮医因医术高明，德高望重而被作为地方名人入选地方志，如《融县志》：“路顺德，古鼎村人，殚精医学，著有《治蛊新方》一册。”《象县志》：“覃德本，同庚村人……善治跌打损伤。”《三江县志》：“侯第福，寨壮乡佳林村……善脉理，用草药。”等等。正是由于壮医药在土司制度下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一些特殊的诊疗方法和验方、秘方得以初步总结和逐步提高，如壮医浅刺疗法、斑麻救法、青蒿绞汁内服治瘴等，早在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南宋医书分类中，还出现了《岭南方》一类（专门列岭南少数民族医方）。清代《柳城县志》指出：“病者服药，不尽限于仲景叔和，间有用一二味草药奇验者。其他针灸之术，以妇人尤为擅长。”著名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其主要传人就是清末民初的柳江女壮医楷覃氏。
（三）土司制度对壮医药的消极影响
在政治上，土司制度是“以夷制夷”的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土官是封建王朝封赐而独霸一方的统治者。在土司统治地区，土官既掌握着政治特权，又完全控制着经济领域，这种封建领土专制比起其前的奴隶制来说，虽然是社会的进步，但它并不是什么理想的天堂，而是有其反动、罪恶、残酷的一面，特别是土司制度发展到明朝晚期，这种腐朽没落性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土官自恃雄长，独断专行，权力欲膨胀，土司间经常发生武装侵扰。在土司家族内部，也常因争夺官位而相互残杀。由于长年干戈不止，战乱频繁，严重地阻碍了壮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这就从经济基础上影响了壮族医药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是专业壮医队伍受到限制，特别是能进入到官办医药机构中的壮医，为数更少，绝大多数壮医，只能流散在民间行医。在清末民间编纂的一些地方志中，虽然还有医学署的记载，实际上这些机构早已荡然无存，也未能重修。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壮医药的学术发展。其次，由于分科不细，多数壮医的治疗方法只能停留在经验阶段，未能进一步提高，有的甚至由于后继乏人而淹没失传。土司连年征战，对于毒药、毒箭之类的东西，作为重要武器之一，是比较重视的，而对于民间的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的防治，则没有足够的重视，因而阻滞了对这些疾病防治的发展。
土司制度下的狭隘、保守、封闭思想意识，对于壮医药的发展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消极因素。据文献记载，晋代的葛洪等医药学家，唐代的柳宗元等文人流官，都曾把中医药传播到壮族地区；宋代咸平初年，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集验方刻石桂州驿”；邕州知府范旻“下令禁淫祀”，“市药以施治”，“并刻疗病方书，置诸厅壁”。前述诸人对于中医药的推广做了一定的工作，但由于土司制度的落后、保守和封闭，壮族地区的中医药是不发达的。如壮族聚居的靖西县，直至解放前夕，也只是在县城有一二家中药铺。一些读过几本中医书的民间医生，“一经临证拟方，病人服之有验者殊少。此殆于精微变通之处犹有欠欤”。说明医术并不怎么高明。由此可知，有比较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医学术，在土司制度下，未能较多地影响和渗透到壮医药之中，这对于壮医药的发展和提高是不利的。另外，在土司制度下，壮族医药还常常被披上迷信的外衣，这就束缚了它的发展。
客观地评价土司制度对于壮族医药的影响，应该说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不可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土司制度对于壮医壮药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保留，是有其历史功绩的，并使壮医药在漫长的岁月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另外，在壮族尚未形成本民族的规范化文字的情况下，壮医药居然能通过口授心传和部分汉文资料得以流传下来，这不能不认为是与土司制度有一定的关系的，其积极作用的一面是不可抹煞的。

三、壮族地区地理、气候与壮医药的关系

古人早已认识到自然地理环境及气候特点对医药的产生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黄帝内经》对这个问题有专门论述。

壮族聚居地区位于东经99°57′到112°，北纬21°31′到26°45′之间，地貌基本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四周高，中间低，四周多山，中部和南部多平地；山地广阔，平原狭小，岩溶广布。气候特点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20℃左右，夏季日照时间长，冬天霜雪较少，雨量充沛，夏湿冬干，故暑、湿、火、热等致病因素易侵犯人体而发病，特别是痧、瘴、毒等地方病，发病率很高。岭南地区自夏至秋，暑气炎蒸，燥热燔灼，淫雨连绵，致使草本腐败，虫蛇死亡，沟渠污垢等酿成秽浊之疠气，在这种环境下，易使人气血阻滞而发为痧症，可见痧病的发生与气候环境所致的空气秽浊有关。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指出瘴气是由“杂毒因暖而生”，“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岭外代答》则指出，瘴气是由地产毒药污染水源所致。壮族先民常结合壮族地区特殊地理环境给瘴气定名，如毒水瘴、蛇瘴、蚯蚓瘴等。壮族地区古代草密林茂，素有“岭南多毒”之说。所谓岭南多毒，一指岭南气候条件适合生长的毒草、毒虫、毒蛇多；二指气候炎热，草木、动物腐烂后污染水源造成、水毒、蛊毒多；三指岭南先民在狩猎、战争中利用草毒、蛇毒制成的毒箭多。

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壮族先民总结出了许多治疗痧、瘴、毒等病症的方法，发现了大量有效的药物，尤其是动物药、毒药和解毒药。由于气候炎热、草木旺盛，毒药及解毒药的品种很多。《本草拾遗》曰：“岭南多毒物，亦多解物……”《海药本草》载：“岭南多毒，家家贮之。”《诸病源候论·蛊毒病诸》记载了岭南俚人（壮族先民）使用的五种毒药：不强药、蓝药、焦铜药、金药、菌药。壮族先民使用的解毒药范围很广，主要有解虫毒、解蛇毒、解食毒、解药毒、解金石之毒、解箭毒、解蛊毒等。还有一些解毒范围很广的解毒药，如《本草拾遗》载：“陈家白药，味苦，寒，无毒，主解诸药毒……”由于壮族聚居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很适合各种动物生长繁殖，因而动物繁多，而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则形成了喜食蛇鼠及各种山禽的习惯，天长日久，对这些动物的药用价值有了独到的认识和体会，如《桂海虞衡志》载：“石鼠……治咽喉疾效如神……凤猩……其溺及乳汁主大风疾，奇效。”《本草拾遗》载：“玳瑁……俚人刺其血饮，以解诸药毒。”《梦溪笔谈》指出：“邕州所贡蓝药，即蓝蛇之首，能杀人，蓝蛇之尾，能解药。”直至现在，壮医对使用牛黄、麝香、鹿茸、猪胆、熊胆、五灵脂、毛鸡、鸡内金、蛇胆、蛤蚧、白花蛇、蟾酥、海马、蜂房、蝉蜕、桑螵蛸、乌贼骨、牡蛎、龟板、鳖甲、珍珠、蚯蚓、蜈蚣等动物药有独到的经验，用之于临床每获良效。壮民们生活在野生动物繁多的环境中，被动物咬伤、撞伤是在所难免的，因而对动物伤害的防治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对毒蛇咬伤的防治更有特色，壮乡的“蛇药”、“蛇医”早已遐迩闻名。据《广西药用动物》统计，广西常用的动物药有125种，是壮族人民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至今壮族民间尚有“扶正补虚，必配用血肉之品”的用药习惯，壮医擅长使用动物药的特点由此可见一斑。除药物治疗外，壮族先民还总结了许多其他疗痧、治瘴、解毒的治疗方法，如刮痧、针刺、针挑、烧针等。例如，由于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故易生痈疡，山高林密易于受伤，且伤口极易成脓，由此而开创了浅刺、浅割排脓疗疮治伤的外治法。壮族先民在山多石多的生长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发明了砭石治病的方法。树林、动物繁多，提供了原始的针具材料，且随处可得，如植物刺针、骨针、箭猪毛针等。为木刺、骨刺、竹筒罐等疗法的发明创造了条件。壮族先民发明运用的许多治疗方法，至今仍在壮乡各地流传，是壮医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为壮族人民的健康、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壮族经济、文化发展特点与壮医药的关系

壮族是岭南地区的土著民族，经过漫长的独立发展的时期，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前期，直到中原地区进入封建地主制社会，才由秦始皇统一，所以其经济与文化具有极强的个性，后来虽受汉族文化的强大影响，但仍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其个性，这与壮医的产生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目前在壮族聚居地区已发现的旧石器地点有100多处。仅在百色、田阳、田东、平果等4个县境内的右江两岸的河流阶地上就发现了75处，并采集到各种类型的打制石器1100多件。这就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瓯骆先民们已会选择大小适中的砾石，直接用砾石进行捶击，制造出粗糙的、适用的刃部和尖端，以便在生产和生活中用于砍砸、挖掘。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这些砾石碰撞了人体某些部位可以使某些原有的病痛减轻或消失，以及在先民们劳动和与野兽搏斗中常被石块、碎石击伤，但在碰撞或流血之后，也可使某些原有的病痛减轻或消失，这种出于偶然的生活经验，经过若干年、若干人次类似经历不断重现时，引起人们重视，进而反复实践并总结流传下来，而成为现在的针刺疗法。另外，在柳州白莲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烧骨、烧石、烧炭的遗迹，说明壮族先民早在原始社会就已使用了火。火的使用对人类的卫生保健非常重要。一、火可以御寒、防兽；二、瓯骆地区雨水多而潮湿，由于居住条件恶劣，人易患与之有关的病症，如痹证，火的使用可以预防和治疗这些疾病；三、火的使用改变了壮族先民茹毛饮血的生食习惯，从生食过渡到熟食，缩短了人体消化食物的过程，同时火对食物起到到灭菌杀虫的作用，减少胃肠疾病及寄生虫病的发生；四、火的使用，为壮医热熨法、灸治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五、火的使用使食物范围扩大，促进了大脑的发育和身体健康。

到了新石器时代，生产力的提高，使先民增强了与大自然、野兽斗争的本领，生活来源有了保障，经济生活相应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文化亦更丰富多彩，更重要的是，由于亚热带地理气候的特殊性，使这一切变化都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因此，新石器时代文化比前期旧石器时代文化，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也大大地促进了医药卫生的发展。第一，原始居民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有利于治疗经验的总结、传播及新药物的发现。第二，出现了原始村落，发明了干栏式居住建筑。这是壮族先民在恶劣环境下求得生存的重要卫生保健手段。同时，人畜隔离也体现了壮族先民的卫生保健意识。第三，发明了石器的磨光技术及陶器。在桂林甑皮岩、柳州鲤鱼嘴、南宁豹子头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丰富多彩的磨光石器，特别是大石铲，不仅个体硕大，造型美观，规整对称，而且通体光滑如镜，其石器的磨光技术和制作工艺已发展到了十分精巧的程度，为国内外罕见。在这些遗址还出土了陶器（片），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为古老的陶器，有了陶器，人们就可以用它来炊煮食物和烹饪菜肴，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增进人体的健康，同时伴随着瓯骆先民地区陶瓷文化的崛起，壮医陶针疗法逐渐出现，因疗效确切，简便易行，至今仍在壮乡民间流传不衰。第四，发明并发展了原始农业。新石器的出现，劳动工具的改进，使壮族地区的原始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刀耕火种发展为锄耕农业，使人们在栽培农作物的过程中有条件对更多的植物作长期细致的观察和进一步的尝试，从而认识了更多的植物的药用价值。第五，出现了家畜的饲养。家畜的饲养及狩猎、渔业的发展，为壮族先民提供了较多的肉类食物，久而久之渐渐认识了某些动物的药用价值及治疗作用。第六，随着采矿业的兴起，壮族先民逐渐认识了一些矿物药。除了卫生保健和药物知识日益丰富提高外，一些医疗方法也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新时器时代的文化进步对壮医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周末至春秋之际，瓯骆地区的社会发展开始步入金属时代，金属的冶炼，不仅使壮民的文化生活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且使针刺治疗工具有了改进。广西武鸣县马头乡西周至春秋古墓中，出土了两枚精致的青铜针，据考证是壮族先民的针刺工具，反映了古代壮族先民医药的成就与社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先秦时期，壮族社会还处于部落联盟时代，壮民的思想信念主要是巫文化。因此，当时的政权、法规、人生习俗、文学艺术及医药等都受巫文化所制约，无怪乎巫医在这一历史时期是普遍存在的（在本章第二节已详细论述）。随着历史的发展，汉文化及中医等的传入，使医逐渐积累发展，趋向成熟，并成为主流，因而壮医由医巫长期并存的局面逐渐趋向于医盛于巫。尽管如此，巫仍然长期存在。

到了隋唐五代时期，代表壮族奴隶主文化的铜鼓文化逐渐衰落了。羁縻制度下的奴隶主已缺乏足够的人力、财力来铸造大型铜鼓，因而人神同体的奴隶主巫文化也在衰落。这种原有酬神活动的歌舞场面便向世俗化发展，形成歌圩文化，成为这个时代壮族先民文化的突出特色。歌圩起源于祭神活动，祭神在岭南是巫职业所为。巫带头唱歌，歌声才起，以后，从祭神活动蜕化为男女追逐歌唱的歌圩，奴隶们生活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只有歌圩才能抒发胸中的闷气，有利于身心健康。另外，这一时期美术、舞蹈的盛行也给先民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为先民们强身健体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导引等物理疗法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宋时期，古壮字得到发展，使用范围逐渐扩大，与中原汉族的交往增多，先民的经济生活明显改善，壮医药迅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佛教、道教传入壮族地区，对壮族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影响，儒家思想也逐步为壮族接受，加速了壮族社会封建化的进程。而道教的仙人世界，长生不老，仙丹妙药，在群众中亦甚有影响，但是巫文化思想在壮族地区仍占有一定的地位。许多史书均载：壮族先民不祀先祖，病不服药，惟祈鬼神，秋毕则跳鬼酬神等等，当然这有它的片面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了巫文化思想在壮族地区这一时期仍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许多民间流行的传说、故事、诗歌等，其中夹杂着感人的诊疗疾病的故事，可见医事已是家喻户晓的事情。
明清时期，随着学校的普遍建立，科举日益受到重视，壮民的文化水平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壮医药理论及治疗经验的总结、提高和推广。这一时期，虽有中医药及西方医疗技术的传入，但在壮族地区还是壮医药占主导地位，为壮族儿女的健康和繁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优厚的民族政策和中医政策指导下，在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在壮族儿女的努力下，壮族医药得到了空前的飞速发展。广西民族医药协会下设壮医药线点灸研究会，召开了全区性的学术交流会。广西中医学院成立了壮医研究所，对壮医药线点灸等疗法进行了全面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并取得重大进展。1985年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该所设立了壮医研究室和医史文献室，对壮医历史和基础理论及临床诊疗方法进行全面发掘整理研究，编撰并出版发行了《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发掘整理中的壮医》等专著，结束了壮医无系统文字记载、无专著出版的历史。研究所所长先后于1991年及1992年赴泰国和越南进行学术交流，并接待了日本、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来访专家，为壮医药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1994年成立了壮医目诊研究会，为壮医目诊的发掘整理和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在广西，一批民族医院及崇左县壮医医院、靖西县壮医学校相继成立。广西中医学院1985年开始招收壮医硕士研究生，把壮族医药推向更高一个层次。1993年3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决定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作为该院的民族医药研究基地，从而为壮医药的国内学术交流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由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主办的《民族医药报》，把宣传壮医药作为重要内容，每年都发表大量的壮医药学术论文和壮医验方、秘方，受到了广大读者欢迎。壮族医药将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不断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中逐渐趋于完善。

五、壮族民俗特色与壮医药的关系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一种较为稳定的文化事象（即事物和现象），包括生产、生活、礼仪、岁时、社会、信仰、游艺和文艺等方面的民俗。民俗对于学术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据此可以追根溯源，探讨其与各种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壮族医药与壮族地区的民俗有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信鬼神，重淫祀”是壮医巫医合一或医巫并存的根源。此外断发、文身、服色尚青、鼻饮、喜食生猛、居干栏、捡骨重葬等民俗，亦与壮医药有关。

现代人理发洗头是一种卫生习惯，壮族先民断发可能与天气湿热有关，断发可以使体温易于散发，同时不易于被钩挂以致刮破皮肤和挫伤，因此断发习俗符合卫生的要求。

壮族先民盛行文身，目的是为了求得图腾神的保佑，同时又便于彼此间在进行交际和通婚过程中认同或区别。文身则对壮医浅刺疗法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壮族先民的服饰特点是服色尚青、衣葛，这也和岭南地区的气候环境和卫生要求有关，青色、葛衣既能使人体凉爽，又可防避蚊虫，青色为蓝靛所染，还具有解毒的作用。

鼻饮在古越族中流传，文献多有记载。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十》对鼻饮的方法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邕州溪峒及钦州村落，俗多鼻饮。鼻饮之法，以瓢盛少水，置盐及山姜汁数滴于水中。瓢则有窍，施小管如瓶嘴插诸鼻中，导水升脑，循脑而下，入喉……饮时必口噍鱼酢一片，然后水安流入鼻，不与气相激。既饮必噫气，以为凉脑快膈，莫若此也。”壮族地区炎热多雨，湿热地气和动植物腐臭之气混合而成瘴毒。壮族先民为能够生存和繁衍，势必要从实践中总结出一些抵御瘴毒和防暑降温的方法，从鼻饮液中加入山姜汁药物来看，这种奇特的卫生民俗，应是壮族先民所创造，并为民间壮医所总结的一种主要针对瘴疾和中暑的防治方法，它包含着物理降温和粘膜给药等科学因素。如今壮医使用的洗鼻及雾化法，对鼻病、喉病、呼吸系统病症，都有一定的疗效，究其源流，与古代的鼻饮不无关系。

越人居住干栏，壮族地区至今仍保持这种居住习俗，《桂海虞衡志》载：“民居苫茅为两重棚，谓之麻栏，以上自处，下蓄牛豕，棚上编竹为栈，但有一牛皮为姻席。牛豕之秽，升闻栈罅，习惯之；亦以其地多虎狼，不尔则人畜俱不安。”这种干栏居住建筑的选择，是适应南方自然气候条件而形成的，除了避虎狼之外，当与气候炎热潮湿有关，人居干栏之上，可以通风采光和防潮，从而起到保健卫生的作用。
捡骨重葬体现了壮族人民尊祖和讲究坟山风水的民俗，这一习惯客观上促进了壮医对人体骨骼的正确认识。

当然，民俗与壮医药的关系，既有积极、促进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消极、阻碍的一面，如“信鬼神，重淫祀”，就是一例。

六、关于壮医药无系统文字记载的问题

和藏医、蒙医、维医、傣医、朝鲜医等少数民族医学一样，壮医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些人以壮医无系统的文献史料为由，否认壮医的存在，这是必须澄清的问题。诚然，壮医没有中医的《黄帝内经》、藏医的《四部医典》那样的经典著作，但是历代古籍不乏关于壮医药的记载，而且文献不应单纯理解为文字记载，正如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野外工作方面所强调的：“有关人种特点的记叙、说明、典型的话语、民俗项目以及巫术仪式的惯用语句，都应当作为描述土著居民精神状态的文献内容，作为文献整体而记载下来。”据此，壮医药的民间口耳相传，亦应属文献范围，通过代代相传，壮医药得以传播。曾见有一位善治乳痈的民间壮医，患者求治时先问清是左乳还是右乳，嘱送药上门时不能与医者说话，采好鲜草药后，径往病家，病在左乳者，鲜药放在右边门石缝齐胸高处，病在右乳者，鲜药则放在左边门石缝齐胸高处，放药时屏气默想，嘱任何人不能与医者说话，医者不能索要病家的任何钱物，放好药后即离去。这张秘方带有神秘的色彩，或许这就是壮医的特色。该壮医于1985年去世前将秘方传给儿子，儿子又传给孙子，至今仍在使用。又如广西民族学院一位壮族教师祖传下一条治疗糖尿病伴发皮肤感染溃烂的验方，由朝天椒、假烟叶、红薯叶各适量组成，捣烂外敷，确有奇效。如病情严重，上药加入由未开眼的仔鼠、童便、石灰混合浸泡的药液同捣，外敷，则去腐生肌的作用更强。诸如此类的验方在群众中流传得很广泛，如现已闻名中外的药线点灸疗法，就是根据壮族群众的流传而发掘整理成功的典型。这就提示我们，民间调查是发掘、整理壮医的重要形式。壮医药虽然无系统的文字记载，但不能否认它的存在，这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七、壮族医药存在的原因初探

应该承认，壮族医药在总体水平上较中医原始而落后，而在长期的壮汉文化交流中，中医早已成为壮族地区人民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壮医仍能存在发展至今，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当然与壮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有关，我们在本章第四节第五点已初步论及，这里拟结合其他少数民族医学的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

医学属科技范畴，科技在其发展之初，都具有民族性，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完善，就逐渐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这就是“科学无国籍”之说。医学也不例外，除了通行世界的现代医学外，至今仍存在为数不少的民族医学，当然，民族医学在其成熟之时，也能走向世界，世界各地正在掀起“中医热”，就是证明。我们这里要探讨的问题是，在有较之先进的医学存在以及现代医学如此普及的情况下，壮医药等少数民族医学仍有活力，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在历史发展的某些时期，或同一历史发展时期的某些民族、地区，科学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显得十分重要，而实践倒是必不可少的，现代社会同样存在这种情况。而医学实践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学实践，因为这是保证人类繁衍的最基本的需要。甚至动物亦会采药以自救，这是一种求生本能。所以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医学，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成为科学，走向全球，如现代医学；有的仍属于本民族的，但只要是适用的就能延续下来。

第二，民族医药在历史上存在，而且延续至今，除了前述第一点之外，还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有关。壮医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因为壮族地区历代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都较中原地区落后，中医虽早就传入壮族地区，但并不普及，对有的疾病疗效也不满意，而壮医的一些验方、秘方和诊疗技法，却往往显示出独特的疗效，且壮医主要是口耳相传，缺乏文字知识同样可以掌握验方、秘方和技法，故较易普及应用，这就出现了壮医与中医并存的局面。

第三，民族医药之所以能存在，还在于其包含有相当的科学性，有丰富的“含金量”，能补现代医学之不足。医学研究的对象最为复杂，人以外的事物，不管多么复杂，大抵都能通过分解的、还原的实验研究，揭开奥秘，而活生生的人不能分解，尸体的解剖又不完全等于活生生的人，所以人要认识自身，真是困难重重。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科学永无止境，医学领域尤其如此。对于癌症或现代瘟疫艾滋病等，现代医学至今仍无良法，就是对于某些常见病、多发病，有时也会束手无策。面对此种情况，只能“礼贤下士”，纷纷要求回归自然，把目光转向传统的民族医药，中医正是借着这个机遇走向世界的，壮医和其他少数民族医学也奋起直追。自80年代以来，壮医药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1983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把壮医研究列为重点课题。一批壮医药科研、医疗、教学等机构逐步建立起来。因此我们说，壮族医药不仅存在，而且正在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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