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的风俗习惯及手工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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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壮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祖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许多光彩。

　　驰名中外的铜鼓，是古代岭南及西南地区壮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先民珍贵的文化遗物，是壮族古文化的瑰宝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

　　1966年，考古工作者发现，广西北流县铜石岭有古代铜矿冶炼遗址④[蒋廷瑜：《铜鼓史话》。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广西盛产锡、铅等有色金属，百色地区产铜⑤[《广西壮族自治区概况》，第228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这就为铸造铜、锡、铅合金的铜鼓提供了物质条件。壮族先民很早就掌握了铸造铜鼓的工艺，创造了形制独特的桂系铜鼓。至解放前后，铜鼓在整个壮族地区都有发现，而且数量很多，仅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现在就收藏了500多面。广西北流出土的云雷纹大铜鼓，号称“鼓中之王”，是目前已发现铜鼓中最大的一面。鼓重300多公斤，鼓面直径达166厘米。这是两千年前的一件珍贵遗物。

　　铸造铜鼓的工艺过程极为复杂，它综合了熔炼、制范、雕塑、灌注等技艺。单是熔炼，就需要有1200-1500℃的高温，这对古人来说，谈何容易。配方也极严格。《考工记》云：“六分其金（铜）而锡其一，谓之钟鼎之齐剂。”壮族先民在铜鼓的制造方面，倾注了心血，为缔造青铜文化奉献了智慧和力量。

　　悠悠左江，源远流长。流域主要包括现今广西的龙州、宁明、崇左、扶绥，至邕宁县与右江会合，全长345公里。其支流有明江、水口河、黑水河等。沿江两岸，峭壁对峙，奇峰挺拔，山光水色，交相辉映。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自不待言。其民族文化遗产的独特，实属罕见。在连亘左江数百里的悬崖峭壁上，有一幅幅用赭红颜色平涂的各种人物、动物和器物的画像，斑驳影绰，若隐若现，古朴粗犷，蔚为壮观。古来骚人墨客观后曾留下不少的题咏，“是谁挥得笔如椽，乾坤写此大诗篇”、“鬼斧神工输技巧，风吹雨打犹鲜妍”，赞叹先民神技，巧夺天工。

　　这些画多平涂在河流沿岸的峭壁上，尤其是在河道转弯水流湍急的险要处。宁明县花山石壁在高约260米，宽约300米的范围内，即画有1300多个人物画像。这种类型的崖壁画，在左江沿岸200公里内，多达60余处。因这些画是涂绘在如削似劈的悬崖峭壁上，故俗称“崖壁画”。又因宁明花山的崖壁画发现最早，且面积大，图象多，故又把左江沿岸各处的崖壁画通统命名为“花山崖壁画”。

　　花山崖壁画，风格原始，笔触粗犷，是春秋战国时期壮族先民的遗物。它给后人留下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给祖国文化艺术宝库增添了异彩。它不独是壮族的，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辉灿烂文化的珍贵遗物。

　　与蜀锦齐名的壮锦，是壮族妇女独创的纺织工艺品，唐宋时已有生产，明代已成为皇室规定的贡品，跃居名织品之列。及至清代，壮锦生产已遍及整个壮乡，成为壮民被面所需和市场的畅销品。清人沈日霖在《粤西琐记》中说：“壮妇手艺颇工，染丝织锦五彩烂然，与缂无异，可为（礻因）褥。凡贵官富商，莫不争购之。”

　　壮锦是用五光十色的丝绒为纬，原色细纱为经，精工织制成的。织工细腻，质地厚重耐用。图案十分精巧，色彩绚丽。图案的花款多达百余种，有飞禽走兽、花草虫鱼、人物形象、山水名胜等等，其中的揽子花、五彩花、吊钟花和水波纹等纹样，都是传统的图案。历史上壮锦只有4个品种，现已增至近百个。用壮锦制成的产品除民族服装外，有被面、台布、背带、围巾、手提包、床毯、窗帘、坐垫、挂屏等，还有瑶、苗、侗等族人民喜爱的花边、头巾、腰带、枕巾、猎袋等，也都是用壮锦制成的。解放后，壮锦被誉为富有民族风格的手工艺品而加以发展。现在的壮锦，除供应本区和全国各地外，还远销美国、法国、日本和非洲、东南亚各国。为祖国、壮族人民赢得了声誉。

　　壮族有本民族共同的语言。壮族语言能够很好地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作为壮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特别明显的。为了适应壮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早在2000年前，一些关心壮族文化的文人学士和学过汉文的壮族知识分子，就曾用汉字来记录、创作民歌。西汉刘向记录的“越人歌”就是一个例子。据学者论证，“越人歌”就是当时用汉字作音符记录下来的民歌，是壮族先民的文化遗产，现仍保存在刘向《说苑。善说篇》中。至公元7世纪的唐代，壮族文人或热心于壮族文化的学士，运用汉字有关形、音、义的规律，模仿汉字“六书”的造字法，创制一种与壮语语音相一致的“方块壮字”，通称为“土俗字”。例如“田”字，壮语读“那”音，上音下义，构成“（那田）”字。方块壮字的构成，大体有假借字、形声宇、会意字、汉借字、自造字等5种形式。

　　方块壮字的出现，是壮族固有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对壮族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传播，保存民族文化遗产等方面，无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于方块壮字，现已初步整理出来的单字有2000多个，搜集到的手抄本达几千部。壮族著名的创世长诗《布洛陀》、英雄史诗《莫一大王》，以及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传说、戏剧、师公戏、道士经文和民歌等，都是用方块壮字记录才传承至今的。《（亻良）歌》、《僮歌》，是壮族历史上第一部公之于世的用壮族方块字书写的民歌集子。壮族地区的地名，也是用这种文字记录的。直至解放初期，一些壮族地区群众、文艺工作者，还用这种古老文字来编写民歌，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历史上这种方块壮字没有得到合法使用，也没有进行统一规范，因而未能发展成为全民族的统一文字，它仅仅局限在民间流行使用。1955年，党和人民政府根据广大壮族人民的要求，创制了一种拼音文字的壮文，从此壮族人民才有了统一的民族文字，现正积极推行中。

　　华南各族具有一些共同的物质文化特征，首先就是灌溉农业，并都以稻田耕作为主。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稻谷、谷壳、稻杆和稻叶的堆积物，厚度达20-25厘米左右。今天，壮族仍以水稻耕作为主要农业，可以说是从古越人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
河姆渡文化遗址所见的“干栏”式建筑，如今在边远山区的壮人中仍然存在。壮语称屋为“栏”或“干栏”①[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印尼、美拉尼西亚及南美气候温热潮湿地区的一种民居建筑形式。其特点是立栏杆为桩桩，在离地面1米以上铺板为居室地面，架屋其上，住人。其下关牲畜。]，称回家为“麻栏”，因而“干栏”又称“麻栏”。初始时，干栏建筑比较简陋，只是“依树积木以居其上”（《魏书·僚传》），且下部敞空。宋代以后，发展到“民编竹（竹占）为两重”和“伐木架楹”，人栖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成为较完善的麻栏建筑。这种建筑形式，乃是壮族先民因地制宜的一种发明创造，具有许多优点。一是南方潮湿多雨，楼居可以避免地面潮气，通风良好，也利于防兽防盗；二是底层圈养牲口和堆放杂物，可充分利用楼下空间，节省山区宝贵的房地；三是以木结构为本，建筑简单，且可就地取材，既方便又经济。

　　壮族的住房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汉族文化的影响，以及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建筑工艺上不断有所发展。至解放前。壮人的居屋形式大体可分为楼居、半楼居和地居（即合院式）建筑三种类型。地居式建筑多见于平原地区，受汉族同类建筑影响极大；全楼居主要分布在桂西、桂北、桂南等较边远的山区；半楼居主要分布在宜山、武鸣等丘陵地带。

　　还有凿齿和文身习俗，至今在一些地区的壮人中依然保留，但已发展成为衣饰等仪表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来，古代壮族先民曾把凿齿当成是一种成丁礼，后来则发展成为一种美的标志，尔后又和镶牙结合起来。解放前，广西龙胜及红水河流域一些壮族男子仍有打掉一两颗门牙然后再镶上金牙之俗。他们以此为美，逢人一笑，露出一两颗金牙来，黄灿灿的，甚为得意！

　　所谓文身，就是在自己的额头、胸脯、后背、四肢等处刻画花纹。即《赤雅》所谓“默面绣额，为花、蜻蜓、蛾蝶之状”。《太平寰宇记》云：宋代壮人集聚的邕州左右江各州县，“其百姓悉是雕题、凿齿、画面、文身”。所谓雕题，就是在前额刻画花纹图案。可见这种习俗在壮区相当普遍。

　　壮族先民文身的原因，据《说苑·奉使篇》说是为了避蛟龙即鳄鱼之害。有人考证，最初，文身和壮族不同氏族的图腾有关，后来则与人们不同的审美观相联。壮民文身有鳄鱼、鳄鳞、虎纹、蛇、云雷纹、蝴蝶、花草、鸟、蜻蜓等形状。所用颜色全为青黑色，与服饰颜色一致，表现了壮族祖先以黑为美的审美观。至今壮民仍然崇尚蓝黑色。后来壮人服装上的镶边和栏杆，实际上是文身的延续和变态存在，变成为美化生活的一种手段。解放前，官府认为文身不雅，下令禁止，所以此俗大衰。只有偏僻的地方还继续流行，文身者主要是猎人、武术师和一些为了表示自己是英俊、勇敢的男人。

　　从遥远的布洛陀时代起，壮族先民就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传说和故事，成为今日壮族人民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壮族神话，内容丰富多采，包括开天辟地、洪水泛滥、人类起源、日月星辰、牲畜谷物的来历以及同大自然作斗争等几个方面。其中许多神话都提到人类起源于一对兄妹的结婚，如《布伯》、《盘古》、《伏羲兄妹的传说》和《洪水淹灭的传说》等。《布洛陀造天地》，叙述壮族祖先布洛陀，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夭辟地，为民消灾造福。《陆驮公公》聪明能干，公而忘私，热心为人类和草木鸟兽排难解纷，被地面上的人们推为头人。《妈勒访天边》，叙述母子俩历经艰险，终于为人们找回了太阳。《特康射太阳》，叙述了特康为民除害，一连射下11个“毒太阳”等等。这些神话故事，充分运用集中、虚构、渲染、夸张、幻想、偶然、巧合以至超人间的情节，来引起故事的突变，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壮族的民间故事浩如烟海，内容广泛。幻想故事富于神奇的想象力，其中有神通广大的青蛙王子、田螺姑娘等，有面目凶恶的人熊和七鼻老妖等。斗争故事尤为丰富，有《老梁和土司》、《地主和农民》、《金田起义》、《神兵助战》等。至于公颇，老登和巧佬等机智人物的故事，更是表现了壮族人民的机智、勇敢和幽默，可与阿凡提的故事相比美。《古迈救姑娘》等爱情故事，感情浓烈，曲折动人。《和老虎做朋友的人》等哲理故事，寓意深刻，颇有教育意义。此外，还有反映劳动人民向往幸福生活的故事，如《百鸟衣》和《达加》等。

　　壮族是个能歌善唱的民族。唱歌，几乎成为壮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人人能歌，个个会唱。因此，广阔的壮乡，素有歌海的美誉，被诗人称为铺满琴键的土地。一些史书和方志对有关歌仙刘三姐都作了记述，说她是唐代壮族的名歌手，现在还有“如今广西歌成海，都是三姐亲口传”的传颂。蜚声中外的刘三姐，解放后通过文学、电影、戏剧等形式，展现出来，走入千家万户；并以其鲜明独特的民族色彩，冲出国界，流布五洲四海。我国已故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其芳在观看歌剧《刘三姐》以后著文说，“这是一个使人看了还想再看的戏，这是一个新鲜活泼的优美的戏”，这一评论是十分公允的。
常见的壮歌有诉苦歌、叙事歌、农事歌、盘歌和情歌等，有五言七言两种，都是每首四句。七言四句的与当地汉、瑶族的山歌大同小异，反映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壮族称民歌为欢、比、西、加等，不同地区叫法不一，以称欢的为多。

　　自宋以来，歌圩在壮族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多在春秋两季举行，分日歌圩和夜歌圩两种。日歌圩在野外举行，以倚歌择配为主要内容；夜歌圩在村子里举行，主要是唱生产歌、季节歌、盘歌和历史歌。歌圩日期主三月三，近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这一天定为壮族的节日，这是很有意义的。歌节，是壮人欢乐的期待，那不绝于耳的嘹亮歌声，寄托着人们对丰收、对爱情、对幸福的憧憬和希望！
从花山崖壁画那翩翩起舞的欢乐场面看，可知壮族舞蹈历史之悠久。唐人刘恂在《岭表录异》一书中，生动描述了壮族古代舂堂舞的情况，直至晚近仍广泛流传“正月春堂闹轰轰，今年到处禾黎丰”的俗谚。到了宋代，桂北民间出现了傩队，戴假面具跳酬神舞，如铜鼓舞、春牛舞、贺新年舞等。巫舞极为盛行，分师公舞和巫觋舞两种。
表现劳动和生活的壮族舞蹈多达数十种6解放后发掘了很多壮族的传统舞蹈，较著名的有“扁担舞”、“捞虾舞”、“舂米舞”、“双球舞”、“蜂鼓舞”、“采茶舞”、“绣球舞”和“挑叶舞”、“蚂蜗（buǎi）舞”①[”蚂（虫另）”即青蛙。]等等，均有特殊的凤格和强烈的生活气息。壮族舞蹈，以情节舞为主。表现劳动舞蹈，节奏委婉；表现反抗斗争的则场面阔大，悲壮激越。

　　壮族有7种传统戏剧，群众统称为“北路壮戏”和“南路壮戏”。壮戏题材多皮映本民族生活内容，也有移植汉族文艺题材的。戏的语言、风格和音乐曲调等，都用民族形式表演，群众很喜爱。
壮族人民酷爱壮戏的风俗，早期与迷信活动有关。如广为盛行的师公戏，本是宗教活动的一部分，其舞蹈本身是娱神动作。群众之所以迷于戏，除了戏的内容吸引人，娱神消灾是一个重要原因。到解放后，就完全变为一种民族的艺术形式了。

　　壮族的传统音乐主要是各种山歌调，共1000种以上。山歌调的演唱，有独唱、重唱、领唱、合唱等方式。各种唱式丰富多采，别具一格。乐器主要有天琴、瓦琴、马骨胡、螺笛等，蜂腰鼓则是师公戏的重要伴奏乐器。

　　壮族的传统音乐同民间礼俗有密切关系，它实际上是壮族礼仪和习俗的组成部分。只有解放后，壮族的声乐、器乐才能独立成章，成为真正的民族艺术。

　　武术活动在壮乡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而且有独特的习俗。如明代桂西壮人，每生下一个男孩，就把他看成是未来的“俍兵”（土司兵）。届时，父母称一块与其重量相等的铁块，挂在孩子的床头，待其长到十来岁，就用这一块铁打制成刀，用之教他练武。在土司提倡和群众尚武的风气中，每年冬闲时节，壮乡的各个村寨都延聘师傅传授武艺。这种习俗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后。由于这种习拳练武的风尚极为盛行，因而壮乡历代多出名将。如宋代壮族首领侬智高，能文娴武，善使飞镖。明代壮族女土官瓦氏夫人，善用双剑，在东南沿海抗倭斗争中，杀得日本海盗尸横遍野；她部下的24员战将，都是武林高手，战功赫赫。以壮族将领及壮族子弟兵为主的太平天国义军前锋，在刀枪剑朝的战争中，由广西打到南京，直至天津的杨柳青。在壮乡，解放前后每逢歌圩、庙会等大型民间娱乐活动，都少不了武林高手献艺。不过，壮人的习惯不爱打擂台，怕伤人。
壮族信仰多神，即万物有灵，崇拜巨石、老树、高山、蛇、鸟及祖先等。唐代以后，道教在壮区的流传和影响比较深广，与巫教处于同等地位。道教门徒壮人称为道公。近代以来，一些外国传教士到壮族地区建立基督教、天主教堂，发展教徒，但影响始终局限于部分城镇居民。

　　魏晋南北朝，中原大乱，不少文人学士避居岭南，开坛讲学，壮族开始出现一批文人。迄至唐代，壮族一些上层人物的汉文水平已相当高。如唐太宗在大宴百官时，曾有令壮族首领冯智戴（高凉郡土官）赋诗的逸事；今广西上林县保存的《六合坚固大宅颂》和《智城洞碑》碑文，是当地壮族首领于唐初撰写的。这两篇骈体文，词藻华丽，对仗工整，具有较高的汉文造诣。南宋以后，随着义学、社学及书院的广泛设立，壮族文人逐步增多，明中叶以后更是如此。如明正德进士武缘人李璧，曾到金陵讲学，著有《名儒录》、《明乐谱》等书，被当时的学者推崇为“今之胡瑷”。到了清代，壮族文人就更多了。如壮族文学家韦华，所著《今是山房吟草》、《吟余琐记）等书，在壮族文学中有很大的影响。壮族诗人黄焕章，著有《天涯亭吟草》400余首，等等。

　　总而言之，本世纪以前的壮族文学主要是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民歌、民谣，壮族文人的文学创作多是古体诗词和古文。到了本世纪初叶，小说创作才成为壮族文学的一种样式，并逐渐涌现出一些现代壮族文学家。这些现代壮族文学家努力耕耘，为现代壮族文学事业奉献了智慧，作出了贡献。在他们的带动下，壮族的文学事业日益繁荣、发展。

　　壮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辉文化的民族之一，又是一个人口仅次于汉族的大民族。从远古以来，勤劳智慧的壮族先民，就生息、繁衍在岭南一带，同当地各兄弟民族一起，为开发岭南和创建伟大祖国的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距今数千年前，壮族的先民就使用石斧、石凿、石刀、石（石奔）等磨光石器进行狩猎和耕种。秦汉时，广西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播种水稻，并开始使用耕牛和铁器，发展农业生产，以越人为主体的“南越国”，其社会生产力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隋唐以后，许多地方的壮族人民已使用铁犁和铁质脚踏犁，还发展了矿冶业、家庭纺织业和其它手工业。如宋代广西龙州（壮人聚居区）打制的“扁刀”，可以连斩数牛而锋刃不钝，工艺高超，远近闻名；南宋初叶，广西有吃不完的贱价稻米运往广州等地出售。到了明代，壮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即便是边远地区，也呈现出“益比内地”的新面貌。至清代，壮族地区的社会生产水平与当地或附近汉族地区已大体一样了。
富于革命传统的壮族人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奋起反抗暴政的斗争，不断冲击着封建统治政权，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是震惊世界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祥地。参加金田起义的数千武装队伍中，壮族人民约占总数的1／4到1／3左右。太平军后来北上，许多壮族儿女随军出发，转战南北，有的成为义军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如著名北伐将领林凤祥、李开芳，西王肖朝贵，赞王蒙得思，慕王谭绍光，以及韦昌辉等。

　　在推翻腐朽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斗争中，壮族人民的贡献也是巨大的。1907年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发动的钦州、廉州、防城和镇南关（今友谊关）武装起义，都发生在壮族聚居的地区，许多壮族儿女参加战斗，其中有的担任了起义的领导者。1911年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壮烈牺牲的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壮族义士韦树模、韦云卿、李禧三等人，名垂青史。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中牺牲的壮族革命领袖农实达等人，受到人们的敬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壮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1922年，壮族优秀儿子韦拔群，在东兰组织了革命组织“青年同盟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武装斗争。1929年党中央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前来协助广西地下党开展斗争，并先后在壮族聚居之区的左右江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和红七军、红八军，创建了连成一片，拥有300多万人口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北上后，留下的以韦拔群为师长的二十一师指战员，继续坚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直至1949年配合南下解放军赢得了解放广西的最后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家韦国清同志（913-1989），15岁就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自卫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参加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1931年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60年的革命斗争生涯中，韦国清同志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锻炼成为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曾担任中国共产党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韦国清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

　　壮族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斗争中，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宋代，交趾（后称安南，即现在的越南）封建统治者，乘着宋王朝无力南顾之机，曾多次发动对我南疆的侵掠战争，都被当地壮汉等各族人民击败。在反对交趾统治者蚕食我疆土的斗争中，壮族首领侬智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

　　明朝嘉靖年间，日本武装海盗倭寇猖狂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各地，杀人掠物，严重威胁我国沿海的安全。广西四州府壮族女土官瓦氏夫人奉命率领壮族子弟兵“俍兵”出征抗倭。“（亻良）兵”在著名的王江泾战役中，一举歼敌3000余人，取得抗倭以来的第一次大捷，扭转整个战局。之后，瓦氏夫人又屡立战功，博得江浙一带人民的高度赞誉，留下“花瓦家，能杀倭”的民谚。明王朝对瓦氏夫人厚予赏赐，死后还封赠谥号。瓦氏夫人不愧为明代抗倭的壮族女英雄。

　　闻名中外的抗法武装力量“黑旗军”，其基本队伍成员大都是桂西的壮族儿女，主将黄守总、吴凤典等20余人，是广西上思、宁明一带的壮族，黑旗军的官兵们，个个英勇奋战，先后阵斩法国侵略军主将安邺、李威利等人，在抗法援越和保家卫国的斗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受到全国人民和越南人民的高度赞扬。1885年3月23日“镇南关大捷”，是以老将广西人冯子材为统帅，以壮汉族人民为主的抗法武装力量取得一次伟大胜利，是役法国侵略军损兵1000多，军官数十名，统帅尼格里重伤毙命，法国内阁因此倒台、并由此产生了崇左等地区壮族的一个特殊节日“吃立节”。即壮族子弟兵正当在镇南关抵抗法军的时候，年关到了，但是“国仇未报，何以家为”；当他们凯旋而归时，春节已过，于是当地壮族群众杀鸡宰羊，给他们的英雄子弟兵重新过年，以后相沿成习，成为节日。“吃立”在壮语中是过晚年的意思。在举国的8年抗日斗争中，壮族人民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更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广大壮族人民踊跃参加当地的游击队，同日寇进行顽强殊死的斗争，最后终于获得了胜利。

　　总之，壮族人民及其先民对于缔造祖国，对于丰富祖国文化宝库，对于祖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在反抗外国侵略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及开发祖国南疆诸方面，都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贡献昭著。今天，在祖国四化建设中，广大壮族人民发扬光荣传统，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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